值多少？

在這裏介紹一集廣播節目給大家。我寫了一些導言。

「請問你：你覺得一年的生命值多少錢? 」

一個藥廠經過長期的研發，終於成功產製了控制癌症的藥，經過精算，這個藥平均可以給病患42天的生命。但這只是平均，每個用藥人真正能多活多久不一定。而且藥商訂出來的價錢，三個月的療程要價三萬美金。差不多每個月台幣30萬。

這樣定價真的合理嗎?紐約有個癌症醫療中心決定抵制這個藥，並投書報紙，問了大眾一些問題。「如果你是一個要養四個小孩的單親媽媽，一年的生命對你來說值多少錢?」 「如果你今年六十歲，才剛退休準備要去環遊世界，一年的生命對你來說值多少錢?」

 

這是Radiolab製作的節目，這集是2014年12月23日出的，worth。

( Photo Credit: Paresh Gadjria / Flickr )

這集節目帶我們從藥價開始發想，用三個小主題，帶我們思考一些我們以為「無價」的東西，例如一個因戰爭而無辜犧牲的平民生命，或自然界一些看起來沒甚麼用的沼澤或荒地。這些東西到底值多少錢?

若要更進一步問，我們為什麼要去精算這些東西值多少錢? 需要算嗎? 節目中一位世界銀行的職員舉例，來跟世界銀行借錢的，很多都是國家政府。假設有經濟發展弱勢國家，急著要向世銀借錢，要把天然沼澤地開發成養蝦場，增加收入。世銀要如何說服這個政府，不，這樣你不賺反虧，因為這片沼澤，它看起來沒在幫你做事，沒在幫你賺錢，但如果沼澤地被破壞了，整個生態系的網路受到影響，包括水路的自體潔淨、和其他物種的存活等等，你國家經濟損失更大，數目是養蝦利潤彌補不來的。而且，生態系的事和其他事不一樣，你做錯決定就永遠買不回來了。但這個時候如果你是世銀的職員，你就要說服政府：這個沼澤到底值多少錢？為什麼讓蝦商養蝦不值得？或者，政府健保或保險公司用大家繳的錢付某種天價的藥到底合不合理？長不長久？好好精算「值多少錢」雖然聽起來很功利，這其實是很重要的問題。

 

這是整個節目的官方網站。裡面可以連到iTunes和Google Play的Podcasts。

從高中就愛聽廣播的我，還記得第一次聽radiolab這個節目是2012年。美國紐約WNYC製作的節目。從NPR時代就開始聽，一聽成主顧。非常實驗性的科普和哲學和一切。身為一個年資逾6年的迷妹，雖然突然要分享頓時覺得很害羞，不過還是推薦給大家。radiolab的兩位主持人，較年輕的一位是節目初創者，黎巴嫩裔主修作曲的製作人，較年長的一位是從1970-80年代就從事新聞工作的資深科學節目主持人。超過6年了，每次聽到精彩處都覺得「天啊，謝謝你們陪伴我X年」。所以好像是應該要分享謝謝他們一下了。

歐洲政治見聞 – 柏林圍牆與舊東德的故事：DDR舊東德博物館(下)

我們為何會渴望民主、自由經濟？

DDR博物館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在我心裡：如果我是東德的人，我會不會冒著生命危險逃到西德？這可不是一個隨口問的問題，我們活在自由社會的人好像很難想像這個選擇有多困難。可怕的不只是死亡而已，設法逃出東德的代價超乎想像。除了被射殺的風險外，若沒逃脫成功，就算你僥倖活下來，也別想在東德有好日子過：你已經有了試圖放棄東德籍的記錄，像前科一樣，這等於自毀前程 – 年輕人會失去讀大學的機會(因為他們的大學要的是思想合格的忠黨愛國青年)、也別想在社會上找到像樣的工作了。被迫屈就苟活才是最大的痛苦和恐懼來源，但大多數的東德人民還是必須選擇屈就。

屈就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博物館說明中就有一段很精彩的話："The dictatorship of the functionaries could only be overcome with patience and imagination."- 「當權官員的獨裁，只能用想像力和耐心去克服。」為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留下來，東德無論是當權者或是人民都用了許多想像力營造各種的小確幸。

DDR博物館處處可見東德所精心建立、維護的各種小確幸。

下面這張照片是館內一個重建的、舊東德擺設的客廳。它看起來沒什麼不妥，電視書本一應俱全。電視上播放著東德時代的電視節目，包括新聞。博物館裡還有重建出東德時代的廁所及廚房，看起來許多東西都可愛得令人懷念。

小確幸的例子包括下面這種日常商店的印花，由一個叫GDR Cooperative(東德合作社)的組織提供，可以搜集在一本小簿子裡。

若勤加搜集這種印花，最多能替一個家庭每年省下高達1.8%的支出，於是搜集印花變成當時的全民運動，每戶家庭起碼有一個東德合作社的會員。

儘管如此，民生物資仍然相當缺乏，儘管東德的人民投入大量的人力在製造業上，但一般東德商店裡卻有錢也買不到東西。

上面這張照片是一位叫Ingeborg Lüdicke的東德民眾在1983年所記的日記。日記內容是一個積怨超深的清單，裡面羅列了她平常在商店裡買不到的東西，範圍涵蓋了起司片、平底鍋、吉他弦、和廁所衛生紙卷。麵包在每天早上十點就賣完了，藥局裡沒有眼藥水，牙醫沒有補牙的料等等。

但不是所有人都過著這種困頓生活。當時的社會，是存在許多不公不義的。下面這張照片，是重建一個當時一般民眾所不知道的東德「特殊商店」：

這種特殊商店是專門給黨國權貴光顧的，裡面就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了：東西應有盡有，物資從不缺乏：從東德產品到昂貴進口商品，從熱帶水果到化妝品、珠寶、高級皮件。店裡甚至也有郵購西德昂貴電子儀器的服務。

這種程度的社會不公，當然與所謂的社會主義理想背道而馳。可憐的東德人民還在繼續用「想像力和耐心」來克服一切…

博物館還有一區，列出了舊東德各行各業的一張人物照片和工資。例如這一張：寫出1988年的砌磚工人在完成10年教育以及2年專業訓練以後，薪水是1,110到1,370馬克之間。而當時租一個三房公寓是109馬克。

文字說著精彩的歷史故事：人依其所長各司其職，是社會主義理想的重要精髓，但當時東德的就業市場供需卻並不平衡。東德的經濟形態是傳統的工業，需要相當大量的勞力在惡劣的環境下從事單調、粗重又不健康的工作。然而並非所有人都適合這樣的工作，而若你很不幸的就是那個與眾不同的人(例如你比較適合當藝術家)，你就會被貼上反社會的標籤，並淪為礦工之類的下場。馬克思的經濟理想並沒有實現，而西方的電子時代一來臨，東德就完全跟不上腳步了。

言論自由也是一個大問題。博物館展示了當時各家不同報社的報紙。

似乎言論很多元似的。但館方解釋道，當時「東德的39家報紙、兩個電視台、四個廣播電台，全都只有一個觀點。」

當然，東德人想盡了辦法來「精神出軌」。

上面這個貼著壁紙的小角落放著一台收音機和一張黑膠唱盤，讓我聯想到我中學時為自己佈置的小天地，這樣的角落可以產生相當龐大的精神慰藉。在舊東德，若要聽到最新流行的音樂，就必須要偷聽西德的電台。等到東德的電台跟上腳步時，歌曲早已經褪流行了。

在DDR博物館裡，你可以透過耳機，聽到當時電台的廣播節目。也有電視螢幕播放著當時的電視節目。

在當時，逃離東德的人大多都是年輕的知識份子，其餘大多數人其實是已經認輸而願意屈就於體制的。甚至，你在看博物館的時候，會感受到一種無法形容的懷舊氣氛：透過他們精心陳列東德一事一物的小細節，你其實可以感受到，有一派的人覺得那起碼是一個較單純而美好的年代。

雖然現代對東德政體有諸多批判，但我其實在德國碰到還滿多對東德時代抱有懷舊情感的人：我遇過一個紀念品店老闆，她說她遇到旅客問「西柏林領土上」的地鐵站資訊，她都裝作不知道，不願告訴問路人，因為她覺得「那是被土耳其移民佔據、充滿亂源的地方」。我在柏林認識的一位個性獨特的表演藝術家，看到她家裡充滿東德味的擺設，和講到DDR博物館時眼裡的光芒，也讓我直覺她是個懷舊迷。

我覺得或許當時有一部份的人根本不想逃離。連我都開始懷疑，如果我當時住在那裡，我有力氣可以賭上性命、逃離體制嗎？

我不禁想起在一部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紀錄片裡，年輕的吾爾開希談到崔健的「一無所有」和自己那一世代的年輕人。當時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們湧向天安門廣場，許多人到了最後準備好要犧牲生命。但他們其實是一個比較沒有經歷過歷史動亂的世代，不像他們的祖父母可能經歷過五四運動、或像他們的父母目睹過國共政權的更迭和文化大革命。吾爾開希這麼剖析他的這一代：「可以想像一下我們這代年輕人有過什麼？我們沒有過我們父母所有的追求，也沒有過我們兄姐所有過的那些狂熱理想。那麼我們所想要的是什麼？」他停了良久之後說：「耐克鞋。充裕的時間和自己的女朋友去酒吧。有充裕的自由、平等地去和別人談一個問題、能得到這個社會的尊重。」在這麼大的學潮背後，其實有一種很單純的渴望。那是很多時代和文化所共通的。

我在這間博物館裡拍了上百張照片，這裡只是冰山一角。我看到最後，館方用詳盡的時間軸來呈現柏林圍牆倒塌的過程，我真的蹲在那裡，為這場在亞洲看不到的人民勝利激動了好久好久。博物館太精彩了，推薦大家若有機會造訪柏林，去參觀DDR博物館。

歐洲政治見聞 – 柏林圍牆與舊東德的故事：DDR舊東德博物館(上)

我以為自己不會在有生之年擁抱任何政治理想：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左派、右派、民主、極權…，我的意思是，生命根本不夠長，我其實很難真正確定什麼是真正好的。我心裡總有種感覺：如果我有兩億年的生命，說不定我在人生中的某個階段會皈依真主阿拉、成為恐怖份子，或相信北韓的統治模式才是最理想的，一切都有可能。我們的生命太有限了，我覺得我們其實並不很了解自己所深惡痛絕的事。

在旅行前我就對柏林非常嚮往，很大一部份原因，是自己一直都很想去看柏林圍牆。關於圍牆和東西德的種種，我在讀中學歷史時並不瞭解，但大約在二十七、八歲在紐約唸研究所時，看到許多藝術家以柏林圍牆的歷史為題材，所做出的一些藝術作品和紀錄片。紀錄片中的年輕群眾激動的看著被怪手拆下的柏林圍牆，徹夜狂歡，有些人喜極而泣。在另一件表演藝術作品裡，藝術家在圍牆遺址兩側架起了攝影機，在殘存的牆上投影出另一側的實況：東德的人和西德的人透過投影屏幕互相觸摸、跳舞、喝酒慶祝。

就因為心裡有這些從前埋下的模糊種子，我總能感受到柏林圍牆和東西德故事對我發出極強烈的吸引力。到了柏林之後，我住在米特區之前東西德的交界處。剛抵達不久，我馬上到附近的圍牆紀念中心去看了紀錄片、在紀念中心的公園裡聽著機器靜靜的朗誦死難者名單：那些因跨越圍牆而被射殺的人，有些是誤會或意外。

關於圍牆的種種，其中最讓我喜歡的，是「DDR博物館」這個介紹舊東德的博物館。

(圖片來源：TripAdvisor)

我從米特區租了一輛腳踏車，騎到這個博物館。「DDR」是舊東德的縮寫，博物館裏面展出的，就是一些舊東德日常生活所用的東西：衣櫃裡的衣服、學童的書包和筆記、車站的售票機、日常生活用的洗髮粉、收音機、皮鞋、襯衫、便當盒，諸如此類。不僅如此，博物館餐廳裡販賣的，是各種東德時代的傳統料理，菜單上的菜名旁還有詳盡的背景介紹，告訴你為什麼當時會煮這樣的料理。柏林人們呈現自己歷史的方式，著實讓我開了眼界，我忽然意識到歷史課本上所印的照片並不真正代表我們的時代：真正能代表我們，反而是我們日常生活吃的穿的用的 – 我們梳的髮型、穿的衣服、迷的偶像、我們日記中所記下的小願望、電視裡所播的東西，等等。若要呈現一個時代的真正價值，尤其是像東德這麼特殊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展出各種民用物品是多麼到位的呈現。

DDR博物館自詡為 one of the most interactive museums in the world，許多展品常常是可以看到、聽到、摸到的。展示物、照片與說明文字，有些是開放式，有些會藏在像下圖這樣的抽屜裡，或者上掀式的櫃子中，等待你一格一格去發掘。

背景故事要從「戰敗」開始說起。德意志帝國在1945年無條件投降，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肇事國」之一，在戰敗後嚐盡苦果，國家被一分為四：美國、英國、法國、蘇聯，四國分別運用各自的影響力，以不同的政治理想為藍圖來重建這個地方。如果你對「共產主義有什麼不好」存疑的話，這個博物館可以給你許多想法。以共產主義為理想的前蘇聯在統領東德的初期原本因為一些改革方案(如土地改革)而廣獲愛戴，但不久，這個由當時「德國統一社會黨」(Socialist Unity Party of Germany, SED)所領導的政體，很快就演變成共產極權政治。該黨在1949年所建立的東德政權GDR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由於困頓的民生環境以及體制的強勢壓迫，一直沒有受到人民廣大的歡迎。

在這個博物館裡面，可以看到當初的東德政權是怎麼竭盡所能的將馬克思等人所提出的社會主義理想，用盡各種創意及巧思在體制面付諸實踐，並且精心的去落實並維護這套體制。

在入口處不遠，是一個東德時期的車票販賣機。

這個車票販賣機大有故事。在舊東德，本著美好的社會主義理想，東柏林政府在1966年做了個創舉：他們取消了大眾運輸的車票剪票制度。而這個機器的設計理念，是「信任制」：是的，這是一檯「很好騙」的機器，你可以不用投錢就拿到車票。設計這檯機器的人相信其他乘客可以發揮「社會監控力量」(social control)，讓誠信原則得以維繫下去：這機器投錢時會發出很大聲的「喀啦！」聲，且最後投入的三枚硬幣是清晰可見的，如此有誰沒付錢大家都知道。設計者相信，沒付錢的人會因此感受到社會壓力而收斂。但，很不幸的，這樣的改變，造成了當時「全國集體逃票運動」。

共產主義理想與現實的差距，竟能透過這些當時的生活用品和簡單的說明文字，這麼強烈地傳達給觀展者。

上面這張照片是一部舊東德時代型號的車，你可以進去開，擋風玻璃會投影出虛擬實境的畫面，且有引擎聲。說明文字解釋道，在舊東德，交通非常不便捷。雖然大家都在逃票因此不用付車票費，但大眾運輸很少有準時的，擁有一部車又幾乎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很多人要買一輛車要等16年以上。在1985年，只有為數一半的東德家庭擁有自己的車，而且大部份都是故障不能開的。不便的交通讓每趟旅程又遙遠又辛苦。

我看得最入迷的地方，包括介紹舊東德如何精心策劃一套嚴密的教育制度，以培養出忠貞愛國的好青年。孩童從幼稚園就認識到什麼叫集體主義：他們只能在集體上廁所的時間上廁所，而且還要有秩序的排成「一排」。下面是一張描繪幼稚園集體排隊上廁所的小雕像。

上了小學之後，學校會鼓勵他們加入「Young Pioneers」團體，到了14歲，則會鼓勵他們加入「德國自由青年」(Free German Youth)。該組織會舉辦營隊活動、宣誓典禮、以及訓練他們撿垃圾，以培養青年們的「完整社會主義人格」。並且自1955年開始，東德政府為了徹底根除基督教儀式，創立了「青年奉獻禮」來取代基督教的成年禮。年輕人在14歲的時候，男生首次穿上西裝皮鞋，看著幾乎認不出來的女同學：她們首次穿上尼龍絲襪及高跟鞋。年輕人們喝下他們人生中的第一「滴」酒，迎接他們來到成人世界。在這個階段以後，他們才能被尊稱為德語的「您」(Sie)。這個活動一開始的立意是培養青年們對國家的忠誠，但很快的這活動就失去了它的政治意涵，而演變成家族聚會的場合。

下面是當時的男生成年禮所穿的裝束，嶄新的襯衫、皮鞋和皮帶，還有各種成年禮證書。

這張照片可以看到成年禮上靦腆的男生和女生(抱歉照片有點小)。

關於東德的事物，這篇先寫到這裡，下篇再續。

(部分展品說明有參考博物館的英文說明文字)

歐洲政治見聞 – 法國的藝術家的工時制度"Intermittent"(間歇性工時)

在歐洲學習到最精彩的事之一，是政治。

我會在以後慢慢寫下自己在許多博物館裡體會的歷史思辨，但首先，我想先講一下自己對法國罷工的親身經歷。

我在亞維儂藝術節的時候，藝術節主辦單位正以「NON, MERCI」(不，謝謝)為口號，抗議法國政提案取消「間歇性工時」(Intermittent)勞僱制度。許多藝術家仰賴這種勞僱制度為生。藝術節主辦單位以取消開幕遊行作為抗議。有一些演出被取消，主辦單位並在藝術節的許多節目開演前，播放語調堅決的聲明詞「NON MERCI」，有時聲明詞宣讀完後，會獲得觀眾支持的掌聲。

下面的照片是在一齣戲入口處所懸掛的標語布條，上面寫著標語「不，謝謝」。

我向旅途上認識的法國當地人請教這次間歇性罷工的意義以及他們的想法。

在couchsurfing上認識的亞維儂女孩，阿曼汀小姐，向我解釋這個制度。阿曼汀小姐是32歲的心理醫師，她分別在兩個醫療機構從事心理治療和舞蹈治療。她是我遇過最具有童心的心理師(外表看起來真的像個大學生)。她的男朋友是專業音控，就是仰賴intermittent制度的人。阿曼汀解釋道，間歇性工時制度，是指妳每年只需要工作507個小時(是的，你沒看錯，是每年只要507個小時)。在這507個小時裡，你的薪資由聘雇者給付，並且讓他們開工時證明給你。一年之中所剩餘的、沒有勞動時期的薪水，由政府補助足以支應生活的津貼。

來自法國的藝術家們相當仰賴這樣的制度，因為一個藝術工作者的養成(例如作家、畫家、雕刻家)，需要很多的彈性時間。跟其他的職業不一樣的地方是，從事創作的人可能需要很多時間旅行、思考人生、構思作品，總之需要花大量的時間暫時「不事生產」，好讓自己能從別人或別的事物上吸收養分。說來弔詭，但是這段不事生產且無收入的時期，可能才是孕育一件偉大作品的最關鍵時期。因此間歇性工時制度在法國已經行之有年，而現在想從事經濟改革的法國政府，想大幅刪減這個預算，造成了制度仰賴者的反彈。

這次藝術工作者的態度相當的堅決，但其實正反兩方各有很堅定的原因。

我的巴黎屋主尼可拉先生，就相當贊成刪減預算。年紀跟我差不多大並擁有多國工作經歷的他，認為間歇性工時制度的立意固然良好，但卻產生了一批並非真正藝術家的寄生蟲。他們過度剝削這個制度，不事生產，只是漫不經心的想找一些臨時的工作，然後毫無警覺的離職，造成社會很大的資源虛耗和經濟負擔。他並點出在歐洲有一派非常根深蒂固的、較偏左派(也較被藝術家擁戴)的思想，認為資本或營利行為是邪惡的，因此許多藝術家不願意正面而負責的從事「營利」這件事情，殊不知盈利的本質對世界是好的、正面的，不該是一件被醜化的事情。這個制度不應該過度被利用。

Intermittent工時制度在歐洲的確行之有年，但在其他的歐洲國家據說並不像法國這麼寬鬆。在2010年，時任德國總理的施洛德就在德國國內進行了大幅度的經濟改革，內容大致上為減稅，並且大幅刪減失業者等等的社會福利。當時本來也造成德國許多人士，包括施洛德自己政黨的反彈，但施洛德以自己的總理職位做擔保，向政黨內部以及人民做經濟改革的方針報告，後來，他贏回了自己政黨的支持。現在，尼可拉先生認為，德國現在的經濟發展比法國進步太多，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經濟改革。

我開始在維基百科上閱讀關於德國的經濟改革。那次稱為「Agenda 2010」，當時在改革初期有許多的抗爭，但德國是沒有辦法罷工抗議的，因為「德國憲法禁止政治因素發起的罷工」，所以因政治原因而罷工在德國是違憲的。尼可拉先生對法國人總有辦法罷工抗議的這件事非常悲觀。他認為這會阻礙他們國家進步。

心理醫師阿曼汀小姐卻不這麼認為。她認為身為納稅人(非藝術家)的她非常願意納稅來維持法國的這個制度、養活她們國內的藝術工作者。以她對親身認識的人的了解，這個制度很難真的被有心人士利用。你要說服老闆申報你的工時，通常都需要付出多於你工時的時間。如果你實際工作了十個小時，你的老闆絕對不會替你申報十二個小時。他們通常會申報例如三小時：這是一種常態。她說她所認識的間歇性工時的仰賴者都非常辛勤的工作，她認為所謂寄生蟲的問題是被污名化的，這套制度不但完備而且重要，是造就蓬勃藝術的命脈。

還記得在巴黎陽光劇團時，遇到兩位讓我搭便車的母女。她們也非常堅定的認為藝術家們此次應該要堅持立場，讓這個工時制度維繫下去。從Non Merci聲明稿中可以窺見的是，這個議題(就如同其他罷工議題一樣)，造成了法國內甚至藝術工作者間的分化。或許，在尼可拉先生眼中，這些都是冥頑不靈的人吧。

Non Merci的法文原文聲明稿可以在這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