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政治見聞 – 柏林圍牆與舊東德的故事：DDR舊東德博物館(下)

我們為何會渴望民主、自由經濟？

DDR博物館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在我心裡：如果我是東德的人，我會不會冒著生命危險逃到西德？這可不是一個隨口問的問題，我們活在自由社會的人好像很難想像這個選擇有多困難。可怕的不只是死亡而已，設法逃出東德的代價超乎想像。除了被射殺的風險外，若沒逃脫成功，就算你僥倖活下來，也別想在東德有好日子過：你已經有了試圖放棄東德籍的記錄，像前科一樣，這等於自毀前程 – 年輕人會失去讀大學的機會(因為他們的大學要的是思想合格的忠黨愛國青年)、也別想在社會上找到像樣的工作了。被迫屈就苟活才是最大的痛苦和恐懼來源，但大多數的東德人民還是必須選擇屈就。

屈就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博物館說明中就有一段很精彩的話："The dictatorship of the functionaries could only be overcome with patience and imagination."- 「當權官員的獨裁，只能用想像力和耐心去克服。」為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留下來，東德無論是當權者或是人民都用了許多想像力營造各種的小確幸。

DDR博物館處處可見東德所精心建立、維護的各種小確幸。

下面這張照片是館內一個重建的、舊東德擺設的客廳。它看起來沒什麼不妥，電視書本一應俱全。電視上播放著東德時代的電視節目，包括新聞。博物館裡還有重建出東德時代的廁所及廚房，看起來許多東西都可愛得令人懷念。

小確幸的例子包括下面這種日常商店的印花，由一個叫GDR Cooperative(東德合作社)的組織提供，可以搜集在一本小簿子裡。

若勤加搜集這種印花，最多能替一個家庭每年省下高達1.8%的支出，於是搜集印花變成當時的全民運動，每戶家庭起碼有一個東德合作社的會員。

儘管如此，民生物資仍然相當缺乏，儘管東德的人民投入大量的人力在製造業上，但一般東德商店裡卻有錢也買不到東西。

上面這張照片是一位叫Ingeborg Lüdicke的東德民眾在1983年所記的日記。日記內容是一個積怨超深的清單，裡面羅列了她平常在商店裡買不到的東西，範圍涵蓋了起司片、平底鍋、吉他弦、和廁所衛生紙卷。麵包在每天早上十點就賣完了，藥局裡沒有眼藥水，牙醫沒有補牙的料等等。

但不是所有人都過著這種困頓生活。當時的社會，是存在許多不公不義的。下面這張照片，是重建一個當時一般民眾所不知道的東德「特殊商店」：

這種特殊商店是專門給黨國權貴光顧的，裡面就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了：東西應有盡有，物資從不缺乏：從東德產品到昂貴進口商品，從熱帶水果到化妝品、珠寶、高級皮件。店裡甚至也有郵購西德昂貴電子儀器的服務。

這種程度的社會不公，當然與所謂的社會主義理想背道而馳。可憐的東德人民還在繼續用「想像力和耐心」來克服一切…

博物館還有一區，列出了舊東德各行各業的一張人物照片和工資。例如這一張：寫出1988年的砌磚工人在完成10年教育以及2年專業訓練以後，薪水是1,110到1,370馬克之間。而當時租一個三房公寓是109馬克。

文字說著精彩的歷史故事：人依其所長各司其職，是社會主義理想的重要精髓，但當時東德的就業市場供需卻並不平衡。東德的經濟形態是傳統的工業，需要相當大量的勞力在惡劣的環境下從事單調、粗重又不健康的工作。然而並非所有人都適合這樣的工作，而若你很不幸的就是那個與眾不同的人(例如你比較適合當藝術家)，你就會被貼上反社會的標籤，並淪為礦工之類的下場。馬克思的經濟理想並沒有實現，而西方的電子時代一來臨，東德就完全跟不上腳步了。

言論自由也是一個大問題。博物館展示了當時各家不同報社的報紙。

似乎言論很多元似的。但館方解釋道，當時「東德的39家報紙、兩個電視台、四個廣播電台，全都只有一個觀點。」

當然，東德人想盡了辦法來「精神出軌」。

上面這個貼著壁紙的小角落放著一台收音機和一張黑膠唱盤，讓我聯想到我中學時為自己佈置的小天地，這樣的角落可以產生相當龐大的精神慰藉。在舊東德，若要聽到最新流行的音樂，就必須要偷聽西德的電台。等到東德的電台跟上腳步時，歌曲早已經褪流行了。

在DDR博物館裡，你可以透過耳機，聽到當時電台的廣播節目。也有電視螢幕播放著當時的電視節目。

在當時，逃離東德的人大多都是年輕的知識份子，其餘大多數人其實是已經認輸而願意屈就於體制的。甚至，你在看博物館的時候，會感受到一種無法形容的懷舊氣氛：透過他們精心陳列東德一事一物的小細節，你其實可以感受到，有一派的人覺得那起碼是一個較單純而美好的年代。

雖然現代對東德政體有諸多批判，但我其實在德國碰到還滿多對東德時代抱有懷舊情感的人：我遇過一個紀念品店老闆，她說她遇到旅客問「西柏林領土上」的地鐵站資訊，她都裝作不知道，不願告訴問路人，因為她覺得「那是被土耳其移民佔據、充滿亂源的地方」。我在柏林認識的一位個性獨特的表演藝術家，看到她家裡充滿東德味的擺設，和講到DDR博物館時眼裡的光芒，也讓我直覺她是個懷舊迷。

我覺得或許當時有一部份的人根本不想逃離。連我都開始懷疑，如果我當時住在那裡，我有力氣可以賭上性命、逃離體制嗎？

我不禁想起在一部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紀錄片裡，年輕的吾爾開希談到崔健的「一無所有」和自己那一世代的年輕人。當時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們湧向天安門廣場，許多人到了最後準備好要犧牲生命。但他們其實是一個比較沒有經歷過歷史動亂的世代，不像他們的祖父母可能經歷過五四運動、或像他們的父母目睹過國共政權的更迭和文化大革命。吾爾開希這麼剖析他的這一代：「可以想像一下我們這代年輕人有過什麼？我們沒有過我們父母所有的追求，也沒有過我們兄姐所有過的那些狂熱理想。那麼我們所想要的是什麼？」他停了良久之後說：「耐克鞋。充裕的時間和自己的女朋友去酒吧。有充裕的自由、平等地去和別人談一個問題、能得到這個社會的尊重。」在這麼大的學潮背後，其實有一種很單純的渴望。那是很多時代和文化所共通的。

我在這間博物館裡拍了上百張照片，這裡只是冰山一角。我看到最後，館方用詳盡的時間軸來呈現柏林圍牆倒塌的過程，我真的蹲在那裡，為這場在亞洲看不到的人民勝利激動了好久好久。博物館太精彩了，推薦大家若有機會造訪柏林，去參觀DDR博物館。